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苟利国家生死以 岂因祸福避趋之

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

——重庆市巴县中学九位革命烈士简介
龚大野 杨泽平 撰集

    灾难深重的半封建、半殖民地时代的旧中国,在漫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时期中,重庆市巴县中学在过去难忘的岁月里,不少师生为民族的解放、人民的翻身,坚决地走上了革命道路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不怕牺牲,为祖国人民的解放,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,他们的斗争精神和崇高品质,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。

漆南薰烈士
    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巴县中学国文教员漆南薰,名树棻1892年生于江津县李市乡。少年时就读于江津中学,后东渡日本求学。1924年归国执教于上海政法大学,曾著有《经济浸略下之中国》一书,影响颇大。“五卅”惨案后由沪返渝,任《新蜀报》主笔和国民革命军第21军向时俊师政治部主任,并兼任巴县(重庆市)会府街巴县中学十五班的国文课和公民课老师。他以犀利之笔,配合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,对北洋军阀进行了有力的抨击。他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,与杨闇公、吴玉章、刘伯承等共产党人亲密合作,极力主张实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联俄、联共和扶助工农三大政策。对刘湘、杨森等军阀首鼠两端、敌视革命的技俩进行无情揭露。1927年他和杨闇公等一起组织“三·三一”大会,被选为大会总主席。大会为地方军阀
残酷镇压,惨案发生后,他越城时被捕,被强行拖至两路口,始终坚强不屈,受到割舌、剔牙、破腹等酷刑,后被大刀把尸体劈为数段,抛尸路旁,三日后方得安葬,年仅35岁。
二、童庸生烈士
    上世纪二十年代巴县中学国文教员童庸生,巴县长生区人。生于1899年,少年时就读于巴县国民师范学堂。面对旧中国的黑暗与帝国主义的侵略,他于1922年在成都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书记部主任,发动青年奋起反抗。1923年返重庆,在巴县(重庆市)会府街巴县中学任教;并在巴县中学等处建立团支部。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5年任重庆市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,1926年任中共重庆地委委员。协助吴玉章、刘伯承做争取川军的工作。1926年,党中央派朱德、陈毅等同志到四川,协助四川省委开展武装斗争;发动顺庆、沪州起义,他是顺沪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。1927年顺沪起义失败后,他潜行出川,由党中央保送他到莫斯科苏联红军大学学习。
1930年学成归国,在上海赴重庆途中,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于九江,遇害时年仅31岁。
三、彭立人烈士
    1949年巴县中学教员彭立人,名桂利,1924年生于四川达县。他少年时就学于达县联中,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,他阅读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,于193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曾到石桥、河市、麻柳一带从事农村工作。1940年任达县联中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;1942年,由于被通缉,转移到重庆,就读于江北寸滩中华职业学校,并从事学生运动。在中华职校毕业后,返回达县以金垭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农村工作。他同时担任达县特支书记,先后在渠县、营山和达县乡下、大竹等地从事农民运动和工运工作。1947年,他带领部分同志转移到重庆南泉西南学院,从事学生运动;1948年,他返回达县,组织上川地区的汇东、龙潭、卷硐等地武装起义,并担任第七支队政委。1949年他在重庆市两路口巴县中学任教,并任重庆地下党
工运书记,领导大兴场、木洞、牛角沱、相国寺、化龙桥等地的工运。同年6月12月不幸被捕,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歌乐山松林坡,年仅25岁。
四、周贡植烈士
    上世纪二十年代巴县中学学生周贡植,字文楷,号孔崇,1899年生于巴县铜罐驿。与胡子昂、周饮岳、周维祯等就读于巴县(重庆)会府街巴县中学,他是九班学生。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,追求救国真理。他在巴县中学毕业后,于1920年8月与邓希贤(小平)等参加勤工俭学赴法留学。不愿接受家庭供给,曾在猛沙兰焦炭厂、克鲁舟铁工厂等处一面做苦工,一面继续学习。在赵世炎和袁庆云的介绍下,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,不久转为中共党员。1925年底,他奉命回国。次年2月,任莲花池国民党(左派)省党部秘书;后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执行委员。1927年1月北伐军在武汉招生,他与杨道融、古华清任考试官,选拨的学生有赵一曼、游曦、罗瑞卿、陈伯钧等。同年“3·31”惨案发生,他幸免于难走
避武汉,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(左派)秘书长。同年7月党中央派傅烈和他返渝整顿组织,建立了中共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,傅烈任书记,他任组织和农委书记。后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建立巴县县委,他代理书记。1928年初,任中共四川省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。1928年3月9日,巴县县委在重庆兴隆巷开成立大会,省委书记傅烈和周贡植等11人被捕。他入狱后,严拒收买不畏酷刑,于同年4月9日被害,年仅29岁。
五、刘德惠烈士
    上世纪三十年代巴县中学学生刘德惠,名真吾,1917年生于巴县陶家乡。1930年考入巴县(重庆市)两路口巴县中学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,毕业后先后入重庆公共汽车公司、重庆电力公司工作,从事工运。1940年被捕入狱,后被公司取保释放。1945年他组织和发动职工参加领导了轰动全国的“胡世合事件”罢工斗争,起草了《告全市人民书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法西斯统治,并在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次年底任重庆电力公司地下党支部代理书记,并担负为中共川东地下党临委筹集活动经费的任务。1948年初华莹山武装起义失败后,他积极掩护同志转移。同年4月由于和许建业的联系被发现被

捕入狱,囚禁于渣滓洞。不幸于1949年11月27日遇害于渣滓洞,年仅32岁。

六、何敬平烈士
    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巴县中学学生何敬平,巴县木洞镇人,生于1918年。他从巴县(重庆市)两路口巴县中学毕业后,即考入重庆公共汽车公司工作;并于1937年参加了漆鲁渔在该公司秘密建立的救国会,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去延安途中,不幸在西安与其它同志失散,化名胡励之参加了其它抗日部队。皖南事变后,他脱离军队返回重庆;经巴中校友刘德惠介绍,进入重庆电力公司。1945年,他在“胡世合事件”中一协助刘德惠起草《告全市人民书》,并撰写挽联:“特务横行何处去?民主政治几时来?”1946年他重新入党。次年春,重庆
《新华日报》社被迫撤离,重庆电力公司地下党支部由川东临委领导,他担负起为川东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的任务。1948年4月,他因《挺进报》一事被捕,关押在渣滓洞,他在狱中写下了“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,我愿把牢底坐穿”的著名诗篇。不幸在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渣滓洞,年仅31岁。
七、唐慕陶烈士
    上世纪三十年代巴县中学学生唐慕陶,巴县长生乡人,1919年生。1936年他就读于巴县(重庆市)两路口巴县中学,后入南开中学读高中,并于193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,担任重庆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工作;后调任地下党万县地区调查组长。高中毕业后,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,毕业后在三才生煤矿任会计主任、民兴中学教师和聚兴诚银行万县分行会计主任等职,并以此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。1948年6月14日在万县被捕,与江竹筠等同时押赴重庆,囚禁于渣滓洞,不幸于1949年11月27日被杀害,年仅30岁。
八、周国仪烈士
    上世纪三十年代巴县中学新十一班学生周国仪,巴县(重庆市)放牛巷人,1920年出生。在巴中读书时,思想进步,乐于助人;他当时参加了重庆救国会“秘密学联”组织,并担任小组长和秘密交通员的工作。他热爱文艺,经常给当时的进步报刊《新蜀报》投稿,经常深夜刻印重庆救国会的有关资料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退学专职从事“秘密学联”工作,并在放牛巷赁屋办起了名为“自强读书会”的民众夜校。除了教群众识字外,还讲授抗日救亡道理,教唱抗日歌曲。1937年底他到了延安,进入抗大学习,毕业后到新四军豫皖挺进队先后担任纵队宣传干事和大队教导员。1940年5月,在拔除湖北应城黄家滩日蔻据点时英勇牺牲,年仅21岁。
九、陈鼎华烈士
    上世纪四十年代巴县中学学生陈鼎华,名阜东,垫江县高丰乡人,1925年出生。少年时就读私塾、垫江县高丰小学、垫江县初级中学。抗战时,他既满怀爱国热情宣传抗日,又为欧阳修文中“惟德被民生,而功施社稷,勒之金石,播之诗声,以耀后世而垂无穷”所感,遂关心民瘼,爱打抱不平。1944年春他考入巴县渔洞石房子巴县中学高一班,怀着“读书不忘救国”的志向,关心国家大事,与其他进步同学参与了《学行社》及《学习周板》;《涂山学社》及《灯塔报》的组织与出版。他阅读《新华日报》与进步书刊,与其它进步同学参加了巴中迁回两路口的护校运动和反暴示威运动。1947年夏他考入
贵州大学,时值国民党挑起内战,民不聊生,迫切感到需要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,经巴中同学地下党员龚鑫(龚大埜)派遣休学返回垫江时,转经沈作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以垫江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,参加了以龚大埜为书记的巴县白市支部垫江中学党小组的革命工作。他为摸清当地乡保武装力量,为策反作准备;团结垫江县中学进步师生,为迎接解放作了大量工作。1948年10月不幸被捕,拘禁于渣渣滓洞,与刘德斌等开展狱中斗争英勇不屈;不幸于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牺牲,年仅24岁。